Fiona Yu专栏 | 走下神坛后，吉利德（Gilead）有何妙计翻身？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药时代）：Fiona Yu专栏 | 走下神坛后，吉利德（Gilead）有何妙计翻身？

Fiona Yu专栏 | 走下神坛后，吉利德（Gilead）有何妙计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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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的一天，随着下班时间的到来，加州福斯特镇的阳光变得越来越柔和。一位银发碧眼的中年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着什么。终于，电话铃响了，他迫不及待地接了起来。

电话里传出了公司首席法律顾问的声音,“Milligan先生，根据陪审团的决定，加州地方法院已经作出了裁决。对我们而言，这个裁决里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您要先听哪个?”这位中年人回答道：“那就从坏消息先说起吧。”

“坏消息是，陪审团一致认定我们要为丙肝药物向默沙东支付专利使用费用；好消息是，金额只是2亿美元，而不是对方所要求的20亿。”

听到了只要二亿美元这个数字，这位中年人悬在空中的一颗心终于踏实了。在制药领域，关于专利的法律诉讼向来都是家常便饭，围绕着技术来追逐利益的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舞台之幕从来没有真正合拢过。在道上混的大公司，几乎都是从既做过原告又做过被告的枪淋弹雨里走过来的。即使这样，这个案子对这位银发中年人依然非同寻常，他就是一个月前才刚被任命为吉利德公司新CEO的约翰‧米利根（John Milligan）。该案如何处理，不仅仅涉及到吉利德在财务上所面临的损失大小，也涉及到公众对米利根新官上任后领导能力的评价。

2016年时吉利德公司的 CEO 约翰‧米利根

一句价值二亿美元的谎言

2013年前，丙肝一直被视为不可攻克的疾病，众多制药企业的相关努力最多只能够起到缓解的疗效。幸运的是，吉利德的神药Sovaldi于那一年被美国FDA批准上市，在全球展开了丙肝剿灭战，彻底治愈了一位又一位病患。2014年，吉利德又推出了副作用更小、治愈率更高的升极版Harvoni。手握救命神丹却似乎缺乏菩萨心肠，为期12周的治疗被吉利德定价高达8-9万美元。于是乎，该药物系列在2015年一年就为吉利德贡献了高达191亿美元的天价营业额。自此，民众私下也将吉利德的拼写由Gilead改为Greed，嘲讽着这家公司的贪婪。

归根溯源，吉利德的这头现金牛是来自于它以110亿美元所购买的Pharmasset公司。2011年底，Pharmasset的口服丙型肝药物刚进入Ⅲ期临床，净亏损累积高达9千多万美元。业界一致认为，吉利德用自己1/3的企业价值，去追求一个在临床试验可能失败的高风险公司，很可能会赔得底都掉光了。不过，吉利德却仿佛有超乎业界认知水平的一双慧眼，Pharmasset的丙肝药全部获FDA批准，而且疗效惊人。此后三年半的时间内，吉利德的股价从20美元升至120美元，公司一跃成为了全球的十大药企业之一。

暴利当头，必有勇夫。Sovaldi 和 Harvoni 为吉利德带来的滚滚洪利，也招来了一匹“大灰狼”。默沙东一纸诉状将其告到美国法院，声称这些丙肝药物的化学结构是基于自己的专利而开发的，要求获赔20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坦率地说，当科技进化到一定阶段，一些药物的基本研发原理往往都是业界所共知的。某位科学家在某一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就有可能启发了其他科学家朝同一方向努力，最后产生出许多结构类似的药品。再加上同源同宗的学派林立，一旦有了好药，“利”字当头，自然而然就引发了无数专利之争。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判定这些研发究竟应该谁属，业界也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则，作出“相对合法“却不能“绝对合理”的判定。

2亿美元的赔偿金尚在吉利德能够轻松支付的范围内，米利根于是舒了一口大气。然而，电话里法律顾问的声音显然还没结束：“另外一个可喜的消息是，我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默沙东原来负责这项专利的律师菲利普·杜雷特（Philippe Durette），在调查时数次作了伪证。他曾经代表默沙东，在一次会议中参与了对 Pharmasset 的尽调，甚至清晰地看到了Sovaldi的关键分子结构。IT系统有他参与过电话会议的确切记录，可是他却反复不予承认。”

听到了之里，药企老将米利根甜蜜地会心一笑，他意识到了吉利德在这场诉颂中将完胜默沙东。果然，在吉利德的全力反击下，三个月后，美国地区法院法官Freeman提交了65页的案件调查意见，整个事态突然发生了180 度大翻转。因为杜雷特向法院作伪证，所以法官判定吉利德完全不用支付默沙东任何专利使用费。自从以后，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句谎言被刷新高，就是默沙东的这位专利律师所作的伪证，它也以2亿美元的高额被收录进了美国的司法历史。

米利根拥有生物制药行业高管的标准配置式教育背景，即伊利诺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及UCSF的博士后培训。1990年，他以基层研究科学家的身份加入了吉利德，为第32号员工。过去26年间，他几乎在公司所有重要的职位上都服务过，包括作为公司的COO和CFO。在2006和2007两年，“机构投资者”杂志曾连续两年将米利根评选为生物制药界的最佳CFO。2016年，米利根走上了他的人生高峰，成为了吉利德的第三任CEO。

700亿美元的创业神坛

时间回推至1987年，一位29岁名叫迈克‧韦奥丹（Michael Riordan）的医生创立了“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韦奥丹拥有华盛顿大学的化学学士学位，但在他拿到了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博士学位后，便立志一生从商，所以又攻读了一个哈佛商学院的MBA学位。毕业后他在门罗风险投资公司（Menlo Ventures）工作了一年，摸透了风险投资的运营套路后，就下海创立了吉利德。吉利德一词源于中东的一种乳膏，它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药品。

创立吉利德时的迈克‧韦奥丹和近期的他

韦奥丹小时后感染过登革热，所以，吉利德从诞生伊始，他就将其商业方向锁定在抗病毒领域。初创的生物药企都有一致的基本特征 — 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技术却不成熟、要商誉却飘渺在未来，那为什么只有像吉利德这样为数极少的公司能成为全球前50大药企呢？在企业萌芽的时候，谈未来的战略和执行都很远，当下所能拼的，就只有创始人的人格魅力和性格定力，该粘合住的团队要呵护好，该面对的困境要走得过。在公司一无所有之初，韦奥丹还是凭借自己的领导力将内部的各位大神各归其位，作为一驾完整的马车按照策划好的技术路线开始奔跑上路，尽管这时他们还不真正具备做出世界一流创新药品的能力。

对外，长袖善舞的韦奥丹在董事会中云集了一批知名的政治家、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当红的律师和经济学家。他还曾经写信邀请巴菲特入股，只是巴菲特并没有同意。和其它靠烧钱才能存活下来的生物制药公司一样，吉利德在创立之后十年都没有足够的收益来填补研发和运营所造成的亏空，但这一批站台的名人却为他在资本市场上频频融资起到了神一般的助攻。

像当年艰苦卓绝的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一样，吉利德也花了八年多的时间在种种困难中反围剿，最终获得了成功。1996年，它的第一个新药Vistide终于获批上市，用于艾滋病患者因CMV病毒感染而诱发的视网膜炎。但Vistide的商业表现并不成功，年销售额从未超过1000万美元，并在2002年后就在吉利德的年报中销声匿迹了。虽然吉利德连它的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却以这次新药获批上市成功为名，募集到近2.5亿美元的新融资。正是这笔钱的支持，吉利德才具备了能够高速发展的财力。

吉利德部分总部大楼一览

约翰. 马汀的并购之路

1997年，韦奥丹将自己CEO的接力棒交到了约翰‧ 马汀（John Martin）。从此，马汀开始了约20年的CEO执政生涯。马汀也是科班出身，背景为芝加哥大学有机化学博士；他亦是吉利德的老将，早在1990年吉利德初期就已加入作为该公司的研发副总裁。截至马汀卸任时的2016年，吉利德这个“美国梦”仅仅诞生了30年，销售收入就已翻了1000倍，总资产达703亿美元，持有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达到367亿美元，成为世上“最有钱”的药企之一。

吉利德的第二任 CEO 约翰‧马汀

马汀从韦奥丹那里承袭了公司的初心，集中了所有资源在抗病毒领域继续抢滩夺地，也成为了制药历史上最会买买买的CEO之一。下表显示了过去吉利德的关键并购项目：

1999年，吉利德以小吃大，以5.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年销售额1.3亿美元的 NeXstar Pharma，从而获得了AmBisome和DaunoXome 两大脂质体产品。次年，吉利德的营收从几千万美元增加到了1.7 亿美元，其中AmBisome 就单独贡献了1.3亿美元。吉利德的主要收入来源也首次从与大药企合作的经费变成药品的销售额，标志着它从一家初创公司终于成长为地地道道的药企。

2001年，吉利德首个抗艾滋病药物Viread获FDA批准。2002年，吉利德以4.6亿美元收购了Triangle公司，次年该公司带来的HIV药物Emtricitabine获FDA批准上市。接下来，吉利德又接连推出了基于TAF的三款疗效更好而副作用更低的HIV药物：Genvoya、Descovy、Odefsey。2018年，号称历史上“最强效”的HIV整合酶抑制剂Biktarvy也获批上市。至此，吉利德的多个药物横扫了艾滋病的整个市场。

因为病人抗HIV病毒必然要长期服药，治疗方案的方便性非常重要，于是，吉利德率先推出了每日一片的二联、三联和四联的鸡尾酒疗法。虽然艾滋病依然是不治之症，吉利德的药品却已将HIV控制在不容易发展为AIDS的状况。科技上的领先和战略上的成功，确保吉利德一举击败了以GSK为代表的资深对手。2018年，吉利德以51%的市场份额和超过146亿美元的总销售额，成为了抗艾滋病领域的绝对霸主。而这146亿美元的收入也占到了吉利德2018年全年221亿销售额的约70%

不过，马汀头顶上最引人瞩目的一道商业光环，还是来自其2011年对Pharmasset公司的收购。吉列德以112亿美元的天价，获得了能将丙肝治愈的 Sovaldi、Harvoni、 Epclusa、和Vosevi等四款药物。在马汀最后任期前的2015年，光是吉一代Sovaldi和吉二代Harvoni就斩获了191亿美元的年销售额，并将吉列德推入了全球药企10强榜。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016年初，米利根从马汀手中拿到了接力棒，成为了吉利德的第三任CEO。他带领公司“幸运地”阻击了默沙东挑起的专利大战后，也曾踌躇满志地畅想未来。不过，他预料过100种公司的未来，但接下来的三年内，吉利德却走上了他不曾预料到的第101种未来 — 那就是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在专利断崖期还没有到来之前，吉利德的丙肝药物就已经悲壮地出现了专利断崖期的一系列“综合症”。2016年，吉三代Epclusa加入了阵营，三药合并的销售额却下滑到148亿美元；2017年吉四代Vosevi再次问世，但四药合并的销售额继续跌落至94亿美元；到了2018年，整个丙肝药品管线的销售额萎缩至三年前的20%，只有37亿美元。受此影响，吉利德的股价也跌至66元，仅为三年前的一半。

客观而言，米利根并没有任何重大决策失误。引发这些丙肝药物销售额巨幅缩水的主因来自两方面：第一、随着大量丙肝患者的治愈，患者对相应药品的需求自然降低；而药物的高治愈率又导致新增受感染的病人持续减少，从而恶性循环再次加剧了药品市场的萎缩。总而言之，任何一种药物，如果它能将一种传染疾病彻底治愈，那么，它问世的第一天就必然走上了自身消亡之路，这一速度与其疗效成正比。第二、吉利德的四代药品，已经不再是世间可治愈丙肝的唯一“神药”了。艾伯维于2017年也推出了丙肝新药Mavyret，它的疗效不弱于吉利德的所有药品，但治疗周期由12周缩短至8周，定价则仅为2.6万美元。至此，吉利得在丙肝市场的辉煌像昙花一现，最终黯然落幕，走下神坛。

Pharmasset丙肝神药 Sovaldi 的化学结构

产品销售一路走低

根据吉利德的财报, 2018年全年总收入为221亿美元，与2017年的261亿相比下滑15%。按产品细分，艾滋病产品销售额为146亿美元，同比增长12%，主要原因为Biktarvy的上市，以及Descovy、Genvoya、Odefsey等持续大卖。而丙肝产品只贡献了37亿美元，只及2017年的94亿的40%。而新买的KITE公司所带来的CART-T疗法Yescarta却只贡献了2.6亿美元，远远不如预期。其他产品，包括治疗乙肝、心脑血管、肿瘤等的合并销售额为31亿美元，也比2017年有所减少。

根据吉利德所发布的2019年业绩预测，销售额将在213-218亿美元间，将比2018年的221亿更低。不过，惨淡的业绩并不影响吉利德高管层在公众面前所表达的信心，似乎自己口袋中完全有充足现金银两来驱动未来的并购和合作，药品管线的增加好像只在弹指之间。真的会这样简单吗？

重整管线，老树新花

作为CEO，面对结伴下滑的销售额和股价，米利根可辞其疚，但难推其责。不幸的是吉利德最近流年不利，多个重磅新药出师未捷，无疾而终。2016年1月，吉利德的Simtuzumab(LOXL2单抗)在胰腺癌的失败后，在特发性肺纤维化（IPF）也铩羽而归。2016年3月，肿瘤新药Zydelig（PI3K抑制剂）因在临床研究中出现感染相关死亡而遭到EMA/FDA调查，吉利德宣布暂停Zydelig的全部6个项目研发。2016年9月，吉利德又因疗效不足而停止了GS-5745（MMP-9单抗）的溃疡性结肠炎研究。2017年11月，吉利德的抗骨髓纤维化新药 Momelotinib (JAK1/2抑制剂) 的三期临床效果同样令人失望。2018年7月，吉利德又停止了对一款心脏病药物的研究。

面对一次次的失败，吉利德绝对不想束手就擒。在淘汰了以上一大堆重磅大药后，吉利德仍将卷土重来，决意把力量集中在艾滋病、肝炎/NASH、肿瘤与炎症等药物的研发上，继续深耕细作。下图为吉利德最新的研发管线图表，供大家参考：

A-艾滋病

吉利德继续深挖自己在抗艾滋药物市场上的潜力。它的Bistavy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HIV产品，2019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60亿美元的峰值。它还有一种可成为长效组合艾滋病治疗支柱的新药GS-6207，目前虽然还处于1期临床，评估净值就已超过了200亿美元。此外，它用于预防HIV感染的药物Truvada的专利在2021年才会过期，它的更新版本Descovy是一种组合药物，已经获FDA批准用于HIV治疗和预防。

B-乙肝

吉利德坚持在乙肝方面进行探索，如TDF、TAF等都属于乙肝治疗的一线药物，TAF更是近年来FDA批准的首个乙肝药物。另外，乙肝新药GS-9688是TLR8激动剂，目前在开展两个二期临床，预计明年完成。2019年2月，吉利德还宣布与Precision公司合作，利用ARCUS基因组编辑技术开发乙肝治疗方案。

C-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

吉利德目前有三款NASH药处于临床期。其中Selonsertib是ASK1抑制剂，Firsocostat是ACC抑制剂，Cilofexor是FXR激动剂。去年吉利德还与韩国 Yuhan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治疗晚期NASH患者的创新小分子疗法。此外，2018年12月吉利德又与Scholar Rock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发高度特异性TGF-β抑制剂，用于治疗包括NASH在内的纤维化疾病。2019年4月，吉利德又与诺和诺德合作开展一项临床试验，把诺和的Semaglutide（GLP-1）与吉利德的Cilofexor和Firsocostat联用，治疗NASH。同月，吉利德又与Insitro达成战略合作，用Insitro的研发平台来构建NASH的疾病模型，以发现新的靶点。通过內部研发与对外的多个合作协议，吉利德在NASH上深耕的苦心，非常明显。

但吉利德的NASH开发之路却是有点曲折。2019年2月，Selonsertib的首个三期临床STELLAR-4却以失败收场。其后，另一个大型的三期临床STELLAR-3也未达主要终点。吉利德称正积极研究STELLAR数据，并表示将与PathAI和Insitro等公司合作，推进新的研发计划。吉利德并称非常期待其Selonsertib、Cilofexor和Firsocostat的三药组合二期临床数据，结果将于2019年底时可见。

相对于吉利德的落泊，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2019年9月，Intercept公司宣布已向FDA提交了产品Ocaliva的上市申请。Ocaliva是FXR激动剂，在2016年时已被FDA批准用于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它是目前唯一在治疗NASH的三期临床上达到主要终点的药物，也是唯一获得FDA突破性药物资格认定的NASH新药。Intercept在今年2月公布了其三期临床REGENERATE的期中分析结果。数据显示：Ocaliva治疗组在第18个月时，肝纤维化程度至少改善1级或以上的比例显著高于安慰剂组 (23.1% vs 11.9%，p=0.0002）。另外，脂肪蓄积减少比例也较安慰剂组有所提高，虽然未达统计上差异。该药耐受性良好，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瘙痒。

与此同时，另一竞争对手 Enanta公司也马上公布其EDP-305的2A期临床数据。EDP-305与Ocaliva同为FXR激动剂。虽然高剂量EDP-305可降低肝酶水平，但程度上没有比Ocaliva更好，且高剂量引来的瘙痒副作用非常高。另外，目前处于三期临床的NASH其它主要药物还有 Takeda/Tobira 的 CCR2/CCR5 拮抗剂 Cenicriviroc mesylate 以及Genfit公司的PPARα/PPARδ激动剂Elafibranor等，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吉利德想要要追赶未必容易。

吉利德在 NASH 上的管线与布局图

D-肿瘤/细胞疗法

为了将跌落的销售额再次拉升起来，米利根不得不将公司的药品管线拓展到永远不会落暮的抗肿瘤领域。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次战略决策，就在2017年，吉利德斥119亿美元的巨资购买了KITE公司，收获了它的CAR-T 细胞疗法Yescarta及其管线。据一个名为ZUMA-1的长期疗效临床试验显示，在接受治疗的复发/难治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中，50%以上在24个月后仍对疗法产生持续响应。除Yescarta外，吉利德还开展了其它细胞疗法的研究，其中包括治疗实体瘤的CAR-T疗法，以及建立同种异体的“通用型”CAR-T疗法。

除了KITE的这项收购，吉利德还积极与外部公司合作，以增强癌症药物的管线。2018年10月，吉利德与Tango公司达成协议，将从该公司基于功能基因组学的药物研发平台获取5款针对免疫逃逸方面的新疗法。同年12月，吉利德又与Agenus 公司合作，取得3款创新抗体疗法的研发权，包括激活CD137的单抗AGEN2373，清除TREG调节细胞的双抗AGEN1223，和调节肿瘤微环境的双抗AGEN1423。吉利德还将获得AGENUS另外两个抗体的未来购买权。今年6月，吉利德又宣布和Carna公司合作开发免疫肿瘤的小分子化合物，并获取使用Carna的脂质激酶药物发现平台，另外也收获了Carna公司一尚未公开靶点的新抑制剂。通过这些合作，吉利德的抗癌管线将包括细胞疗法、抗体和小分子靶向药物。

E-炎症疾病

吉利德的Filgotinib是与Galapagos公司自2015年起联合开发的JAK1抑制剂。目前在多项临床中用于治疗多种炎症疾病。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方面，总计有3项名为FINCH的三期临床，效果积极，预计今年年底会向FDA提出上市申请。此外，Filgotinib在溃疡性肠炎和克罗恩病的治疗上也处于三期。吉利德正在对该药在炎症性疾病方面的应用进行一系列的系统性临床研究，致力囊括所有可能的适应症，从而最大化市场分额。

今年7月，吉利德再宣布与Galapagos公司达成51亿美元并长达10年的全球研发新合作协议。吉利德将获得该公司一系列创新的化合物组合，包括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 6个新分子、超过20个临床前项目和一个新的药物发现平台。此外，吉利德还将获得在欧洲以外所有国家开发和商业化 Galapagos 一切当前和未来项目的独家产品许可和选择权。吉利德也获得了 Galapagos 肺纤维化疾病的三期药物 GLPG-1690 的权利和骨关节炎的2B期药物 GLPG-1972 在美国的选择权。GLPG1690 和 GLPG1972 可为吉利德中后期研发管线提供新的机会。

F-其它管线协议

蛋白靶向降解是药物研发领域的一个新发展方向，有望解决细胞中约八成的无法成药靶点。今年6月，吉利德宣布与Nurix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利用Nurix的泛素/ E3泛素连接酶平台开发新的蛋白降解药物，用以治疗癌症和其它疾病。依据协议，吉利德将有权对自Nurix技术平台开发出的5个靶向降解药物行使许可选择权。不过，蛋白靶向降解技术还新，而且竞争激烈，吉利德能否在这领域胜出，未来实属难料。

Nurix 公司的蛋白靶向降解技术图

新官再上任，再烧三把火

米利根在带领了吉利德两年多后在2018年7月时突然宣布离职，前罗氏资深高管丹尼尔‧奥岱(Daniel O’Day)遂于2018年底被任命为公司的新CEO，并于今年3月正式上任。奥岱在罗氏的工作中积累了多年关于抗肿瘤药物的资深经验，这也许是吉利德招揽他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虽然KITE的CAR-T业绩远远低于$市场预期，但奥岱明确表示，吉利德还会不断加强在KITE和细胞疗法方向上的长期投资，以期获得在CAR-T领域技术与市场上的突破。

作为新官，奥岱也烧了三把火，为吉利德的未来方向制定了三个主要目标：

1. 带领吉利德走上有序的向前发展道路;

2. 进行公司重组/组织调整，以确保正确的人处于正确的位置，以实现业绩最大化;

3. 利用并购或与外部科技公司合作来丰富吉利德的产品管线。

从口号上看，奥岱强调的路线与前任米利根的战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得胜与否的关键在执行之中。我们对吉利德的未来，也拭目以待。

吉利德在今年3月才刚上任的新CEO 丹尼尔·奥岱

结语

再次回头说说吉利德创办人韋奥丹。1997年，他在创业10年后交棒给了马汀，彻底退出了药企的江湖，成为了Beaufort Twelve控股公司的董事长。韋奥丹是MD/MBA出身, 也在VC混过，根正苗红，是生物科技公司创始人的首选。他不负众望，把初创生物公司的所有绝招套路倾数使出来创立吉利德。虽然出招正确，吉利德一路走来还是跌跌撞撞。直到1996年才能推出第一个上市产品Vistide。尽管销售不好，它依然是吉利德“赚来”的一桶金。有钱好办事，有了这钱以后，吉利德一路在收购、兼并上奋力前进，最后达到2015年时的高峰。

艾滋病是吉利德企业策略上最成功的选择，直到现在仍为公司带来每年七成多的现金流。丙肝也是它的经典代表作，虽然昙花一现，但问世三年就攀升至近2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堪称前无古人的一代药王之王，值得写入制药历史。然而，光辉的背后存在巨大隐忧。正如哈佛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有名的破坏性创新理论(Disruptive Innovation)所言,如果HIV有天也有了彻底有效的预防疫苗，或者CRISPR、CAR-T等新技术的发展能将艾滋病彻底治愈，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吉利德抗HIV的现金牛就有可能如当年抗丙肝的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丙肝失利后，吉利德开始转战乙肝硏发，渴望重拾当年在丙肝上的辉煌，但DNA病毒与RNA病毒终究不可同日而语，未来的道路未必好走。

目前吉利德似乎钟情于CAR-T，在用天价收购了KITE后, 开始全力推进多个CAR-T项目的临床。不过，CAR-T现阶段只能在血液肿瘤上建功立业，如未来仍不能在实体瘤上成功，加上细胞因子风暴、神经毒性等毒副反应的阴影，CAR-T的前景未必看好。另外，通用型(Universal)和现货型(Off-the-Shelf)的CAR-T仍存着很大需要改进的空间，这都意味着吉利德未来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更多的研发。这样一来，其它的研发方向和药品管线就会被排挤，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向前推进。最后，CAR-T市场的竞争极端激烈，除了诺华的Kymriah 外，还有Juno/新基, Bluebird, 强生/南京传奇等公司的蓄势待发。此外，CAR-NK, TCR-T, TIL等新技术领域还有众多公司积极进场，再加上类似靶点的CD3双抗或ADC药物的竞争，即使吉利德在CAR-T上投入巨大的资源，也未必就能保证它一击即中，在竞争中获得绝对的优势。

吉利德现在全力主打JAK1抑制剂Filgotinib的冲刺，但JAK市场非常挤拥，已有多个药物上市或处于后期临床硏发中。况且，JAK 类药物存在血拴塞与心血管等方面的Class Effect安全隐忧，这些地雷一天若不扫除，未来可能难以实现广泛应用。所以吉利德能否在JAK上杀出一条新的血路，还属未知之数。

那么，吉利德真正的翻身妙计是什么？其实就是它每年从HIV药物所产生的巨大现金流。

然而，近年来它所购买的项目或合作的公司，大多只是技术尚处于早期阶段的高风险小公司。在吉利德处于创业初期缺乏资金时，这样以小搏大的赌局确实让它赢得了抗艾滋病的市场。可是现在的吉利德已经成长为一家大药企，还有必要在这种“撞大运”的路上一路走到黑吗？华尔街曾有多位分析师公开质疑过吉利德这种“捡漏”式的买买买策略实在小家子气。既然有钱，为啥不买一些更加稳健而靠谱，拥有三期临床或已有上市产品的成熟公司呢？或者，吉利德也应多来中国来看看，这片新兴市场中有众多产品管线丰富的公司，说不定能给吉利德带来多几个选择。

读者诸君们，您所在的企业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吉利德的同样阵痛？您对吉利德的翻身有何忠告？欢迎您带着自己的想法，在留言区与我们一起互动分享。